1928年，正在读书的张纪恩同志奉命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。党中央迁上海后，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中央机关工作，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，他和夫人张越霞一起住在机关。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，卖香烟、肥皂、洋火等什物。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，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，李维汉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，张纪恩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。

   后来，张纪恩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(今江宁路)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，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。这房子一楼一底。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。楼上的厢房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，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，有床铺，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。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，实际上无人居住。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，说自己是“小开”(上海方言，旧称资本家的儿子﹐即小老板)，来沪求学住于此。他对邻居说，楼上是他登报招租，借给从不相识的人。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，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，可以推脱责任。

   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：周秀清(又名仇爱贞)和苏彩(又名苏才)。周秀清以张家“娘姨”(即佣人)身份住着，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。苏彩则因怀孕住此，公开身份为房客。

   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，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。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，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，不得不去开门。在开门之前，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——那是暗号，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。

   开门之后，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。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的外国巡捕、中国巡捕(三道头)，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。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，说自己是“小开”等等。

   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。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，逮捕了张纪恩夫妇。尽管张纪恩申辩说，楼上是他“登报招租”，那些文件与他无关，还是无济于事。

   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佣人，苏彩则是房客，怀孕住此，与此事无关。巡警也就放掉了周、苏两人。张越霞的衣袋里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，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——上海同孚路大中里。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，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。这样，使罗晓虹免遭逮捕。

   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，用浦江话轻声对张越霞说：“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不动摇，对党忠诚。”张越霞也用浦江话轻声对张纪恩说：“你放心!”他们都明白，这一回被捕，恐怕凶多吉少!

   张纪恩和张越霞，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。未经审问，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“特区法院”。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。

   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，张越霞在上厕所时，遇见陈琮英。陈琮英悄悄告诉她，是向忠发被捕、叛变，使她和张纪恩被捕。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   在侦缉队，张越霞过了两回堂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，即自己叫“黄张氏”，不识字，从乡下来上海不久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请求“青天大老爷”明断。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“小开”，楼上只是“登报招租”，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，与他无关。

   半个多月后，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。张纪恩作为“政治犯”，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。经过审讯，根据戴季陶起草的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张纪恩被以“窝藏赤匪，隐而不报”的罪名，判处五年徒刑。